1946年1月7日，皖北蚌埠郊外的土操场上，寒风裹着尘土刮过，看热闹的乡民缩着脖子围在木栅外。公审台上，被绑着双手的赵姓伪军特务低头不语。审判长一声冷喝，断断续续的供词才被迫吐出。就在他提到“1939年11月17日毫县那桩误抓事件”时，台下的听众立刻安静下来，连风声都像收了口。
当年那天不到午时，毫县西关土庙外的石板路上结着霜，赶集的人稀稀拉拉。一辆独轮车叮当驶来，车把上拴着几捆大蒜，车主人叫王萌林，豫皖苏边区交通员，肩头还背着一只旧麻袋，里边塞着新四军急需的情报。同行的瘦高个是陈子良，作掩护自称卖柴汉。表面土气，心里绷得像弦。
两人原本计划在午后前通过日伪据点，傍晚赶到赵集，把情报送进根据地。但那天据点外多了一道临检。赵姓特务挎枪站在路中央，黑黢黢的络腮胡配着皮大衣，像根横在路口的铁闸。一通盘问后，他示意士兵将陈子良带进庙里的临时审讯室，王萌林则被命令把车停在墙根“候命”。
王萌林看着紧闭的庙门，心里翻江倒海，脸上却装出木讷表情。他知道车里那包文件一旦被翻出，自己和老陈都得葬送。可外头的枪口如林，硬闯是死路。他只能蹲在墙角，假装拨弄车轮，实则寻找脱身的漏洞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庙里偶尔传出闷哼，像石块砸在心口。
再说庙内，陈子良被绑在破木椅上，背后是剥落的佛像。鞭梢带着凉意落下，腰背火辣。特务丢出一张伪造的军票，逼他承认自己是新四军联络员。老陈咬牙死扛，嘴上却一口方言：“俺黄水窝的庄稼汉，哪懂你们说啥‘军政’？”一句“黄水窝”让特务的神情猛地一滞。
原来，这个赵姓特务祖籍正是黄水窝。他离乡多年，却还记得那地方一家做瓦的赵三。恰巧，陈子良的远表舅就叫赵三。被打得脸肿的老陈半晌才认出对面这人应是“舅外甥”。灯下两双通红的眼拉扯片刻，场面僵住。短暂的静默后，陈子良低声挤出一句：“三、三表哥？”对方身子一抖，鞭子落地。
对话仅几字，却像闷雷炸在屋里。赵特务扭头让卫兵退下，随后俯身解绳。夜色透窗，他压低嗓子：“你怎么混到这条道上？”陈子良苦笑，只说自己赶集被误抓。赵特务满脸复杂，命人端来热汤，一边哆嗦着为表弟拭血，一边不停喘气。屋外巡逻脚步声逼近，他匆匆塞了通行条，放人出门，仿佛刚才鞭挞的不是自己。
王萌林一直守在暗影里，见老陈踉跄而出，如释重负。两人在巷口对上眼，没敢多言，只一个眼色，推车绕小道疾行。等出村子，才靠着土岭喘气。陈子良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。王萌林没作声，捡起一块土疙瘩猛砸路面，尘土飞扬。情报要紧，他们连夜北去。
夜路难行，沿途都是杂牌伪军哨卡。二人不敢歇脚，穿田过沟，绕开公路，脚底的冻土硌得生疼。次日拂晓，他们抵达赵集。负责接头的刘参谋见到那包文件，如获至宝——里面不仅有日军粮秣线图，还有即将发动“扫荡”的部队序列。刘参谋轻声说：“这两张图救的，可是成千上万条命。”
与此同时，毫县据点里气氛诡异。赵特务整夜没合眼，他意识到自己放走的，也许正是一位地下党员。可血缘的力量，把他的鞭子扭成了稻草。天亮，日军军曹获悉放人之事，暴跳如雷。赵特务被绑赴站前空地，枪口抵在脊背，他只是喃喃一句：“亲上加亲，不忍。”随即被押往芜湖宪兵队，后因“失职”在狱中病死。
这段插曲在战火硝烟里微不足道，却像一枚钉子扎进史册。有人骂赵特务“狗汉奸”，也有人叹一句“骨肉情难割”。而王萌林与陈子良继续在交通线上奔波，到1944年，新四军局势好转，两人已是地方兵站的骨干。提起那夜，老陈常说一句：“走正路易死，走歪路更寒心；能活，是因为背后有人叫你一声亲戚。”
胜利后，赵特务的家人托人打听二人下落，想求一句宽恕。王萌林只回了封信，寥寥一行字：『国有国法，家有亲情，愿他来世慎选立场。』信寄出时，战争已成灰烬，可烽烟留下的斑驳阴影，在村巷墙上至今未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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